【代表委员履职风采】省人大代表吴中定：小苹果成就致富大产业

这就导致了各国政府不可以有很强的动机向资本征收高税收，因为高税收意味着低竞争力。

近年来，促进创新发展相关政策落实的步伐加快，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持续提升，2017年上升至2.12%，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目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根据美国创投研究机构公布的全球独角兽公司名单，截至2018年2月全球独角兽俱乐部共有230家企业，其中113家位于美国，中国以62家紧跟其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理论政策上的创新和突破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奠定了基础，为释放改革红利，赢得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联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在互联网、信息化、智能化等核心产业已经成长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企业。作者：陈清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 进入 陈清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工业革命 。《创新与产业升级》一书对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和途径，对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的思路和政策进行了讨论。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把创新放到突出重要位置，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他子公司拿了6.18亿人民币他就进入了香港的外汇市场，他去把它换成美元。又由于这类企业具有盈利水平高、劳动成本份额低的特点，随着巨星级企业在各个行业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一个国家的整体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趋于降低（Autor et al.，2017）。

在这方面，保罗·罗默通过一个唾手可得的案例提出问题，被人们称为几内亚悖论。针对已经出现的一些案例，人们认为以硅谷为标志的创新企业或者独角兽们（巨星企业）不懂得尊重、分享和感恩，甚至成为监控型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帮凶。其一，虽然他关于人类永恒问题的经济目的与非经济目的之间的划分不尽准确，关于两种目的内容的解释也有些语焉不详，但是，他终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人从未如此明确提出的问题，即劳动生产率提高解决了经济问题之后，人类的生存目的何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被抓住，则要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

第四是转移到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譬如服务业。第二是短期或长期处于摩擦性失业状态。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就是不可避免的（罗伯特·戈登，2018）。例如，全球化本质上是否可以使所有主动参与或被动介入的国家均等获益。越来越多的事实还证明，由于这一轮工业革命的性质，技术不仅不能均等地渗透，还选择性地以隐私泄露、诱导成瘾、数据监控、儿童伤害等形式侵害用户的权利。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报告当时就指出了，由于机器从人那里接管生产，后者越来越需要依靠最低限的政府保障。

在自动化把劳动者挤出制造业就业岗位之后，从理论上讲，劳动者分别面临四种前景。在几内亚共和国首都科纳克里的机场附近，年轻学生通常在路灯下学习。首先，这个项目的思路正如其名称所示，包含无条件即涵盖无论贫富的所有人、基本即以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支付为限，以及收入即直接给予现金这些要素，是对社会保险理论和实践的理念革命。在做出这个预测之后，凯恩斯继续提出问题，就其性质而言也是正确的，但是，因其富于挑战性，以致很多后世经济学家至今仍然苦思不得其解。

例如，皮凯蒂收集并分析了丰富的各国历史数据，发现资本报酬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经济增长率，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归根结底是基于存在涓流效应这同一个假设的两种表现，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不无共通之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作用之间的平衡取舍。

为什么经济学家面对技术进步或经济增长并未产生预期的溢出效应，却不愿意修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呢？正如人们发现完全市场信息和完全理性假设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下，主流经济学并不尝试修正这些假设，最后只好以某种新建的经济学门类去专门研究不做这样假设的情形。无论是从狄更斯的文学写照，还是从实际记录的卢德运动历史，都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最初是伴随着工人生活状态的恶化：恶劣的工作条件、极低的工资水平、未能伴随增长而得到改善的生活质量及至在工业革命中心地带降低的人均预期寿命。

这个项目与各国普遍实施的碎片化社会保障项目的大拼盘相比，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不同之处。交易和发明，同人类经济活动从来就是相伴相生的，是进步之源泉，所以不能心存侥幸，期望其不存在或者可以人为使其消失。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去寻找造成岗位流失和收入分化的原因，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例如，一位TED演讲者指出，2000-2010年期间美国570万个制造业岗位的流失，87%是由于应用自动化技术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所造成的（Picado，2017）。研究表明，在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即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多半个世纪期间，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善。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对社会网络每一个节点的地位从而社会连接性的非匀质性做出简洁概括（Ferguson，2017），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

如果认同未来机器人终究要摧毁相当大比例的就业岗位，因而现行的各种社会保险项目，无论是实行完全积累制还是现收现付制，都无力对此结果做出托底的保障，无条件基本收入似乎应该成为未来的政策选项。第四种情形是现实中比较普遍发生的，因而也最值得注意。

米尔顿·弗里德曼倡导的实证经济学，是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遭遇失败却仍然大行其道的方法论根源。我们可以从弗格森关于连接性的几个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一步认识社会网络或经济关联的穿透性问题，并尝试回答索洛生产率悖论产生的原因。

六、结语和政策含义 本文得出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并不存在所谓涓流效应，涓流经济学或者渗透经济学都只是神话而已。在技术革命乃至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这种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者更加容易受到巨大的冲击。

就经济学的目的来说，弗里德曼做出的著名陈述是，理论或假说要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且有意义的预测。与之相比，在那之后发生的技术进步都是渐进性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一旦经济活动从某个部门甚至单个企业发起，最终会通过涓流效应，使经济整体乃至全社会利益均沾。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源泉主要来自人口红利，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既转化为比较优势，支撑了经济增长，也扩大了就业数量、提高了就业质量，从而增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

例如，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用新一轮科技变革的各种特征，宣称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而这个空间可大可小，直至可以大到阻止技术的外溢和渗透。

其次，以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打破了以往经济活动中的边际成本递增或投资报酬递减的规律，意味着我们除了必须为进入里夫金式的零边际成本社会做好准备之外，还需要更好地认识一个可能出现的报酬递增经济。本文的意图在于提醒经济学家尝试以崭新的思维认识新技术革命。

一个广为传播的轶事或多或少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天经地义，而且提高生产率的手段本该唾手可得，这位经济学大师做出了堪称经典的讽喻性回应：那么，为什么不让工人用勺子来干活（马丁·福特，2015）。

正如网络系统中每个节点（node）和连接线（edge）并非相等一样，社会网络或经济关联中的个体（可以是个人、企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参与者），也并不具有相同的连接性。第二个层次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劳动者就业扩大、收入改善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相统一的库兹涅茨过程。2017年，模仿马丁·路德在500年前的做法，一篇由60多位经济学家签名的《经济学改革33条论纲》被钉在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大门上。可见，政府的职责是促进公平竞争，而不是实施以补贴为主要方式的产业政策。

实际上，这种关于超级连接创造出一个网络化世界的假设，从其理论基因来看，具有典型的技术工具论的色彩。特别是在改革具有越来越少的帕累托改进效应的情况下，对面对技术变革脆弱群体的保护，以及增进技术变革对弱势市场主体的渗透力，特别需要探寻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之间的新的平衡点。

凯恩斯有句名言：无论是早还是晚，无论是好还是坏，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群体。总之，政府与市场关系并没有一个永恒的公式，而是因时因地因人而改变的。

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改革开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其实，经济学不该对价值判断遮遮掩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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